经堂语是流行于回族穆斯林内部的一种特殊语言。因发源于经堂教育，阿訇在宣讲教义时使用，故名。相传经堂教育创始人胡登洲在授课时，以夹杂阿拉伯语、波斯语词汇的元明时期回族新操的汉语，直接译解阿拉伯文或波斯文的伊斯兰教经典，历代弟子相承教习，形成经堂教育专用语言。其特点是以元明时期汉语日语词汇为主，杂以阿拉伯语、波斯语词汇，并借用一些佛教、道教术语。通常以汉语为动词，外来语音译、意译或音意合成词为名词，语句主要使用汉语语法结构。对回族穆斯林日常生活语言颇有影响，某些成分亦被汉语所吸收。是研究回族语言汉语化过程的珍贵资料。
历史渊源
经堂语依附于经堂教育。经堂语的历史也至少应该和经堂教育一样古老。然而，“明代以前，清真寺有无回文大学之设，无从查考”①穆斯林日常用语译音，有文献资料可以证明的经堂教育创立时间是16世纪末。这个时间的确定完全依赖于中国回族经堂教育陕西学派的始祖胡登洲（公元1522～1597年）的生平资料。胡登洲，字明普，陕西咸阳市渭城人。据说他年近五句时曾客居北京，拜位来华的阿拉伯缠头叟为师，学习《母噶麻特》等经典。既而归故里设帐讲学，是为回族经堂教育之溯。依此推论，则回族经堂教育的创立时间大约在16世纪70年代以后。经堂语的时间上限最晚也不会迟于这个时间。
相似性
如果单纯从语言特征的相似性角度来考察的话，回族经堂语的形成年代还应提前一步，进而与元代白话与明初语体文搭上界。为此，我们可以各选择一段经堂语和元明白话进行比较：“我凭着普慈今世、独慈后世的主的尊名起，感赞调养普世界的主，好结末是在一些行计较的人上。主的慈们与安宁，降在他的钦差穆罕默德与他的家眷一总上。在赞主、赞圣之后，祈望主在两世里边给你吉庆者。你知道这件事情者，这本其他布，是解明修伊斯俩目的根脚。包含五个模干狄卖，作为五门十四篇。”（私刻《尔图德汉译精华全册》，以下简称《尔》)。
至元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中书省奏过事内一件：“系官的库里仓里钱物，偷了来的，少了来的，拿着底人多有。钱赔不起呵，他底田产、人口、头匹的，不拣甚么，准折属官。地不勾呵，保人根底交赂者。更不匀呵，本人根底交配役，他每工钱算着，那钱数到呵，放呵。怎生？”么道来，奏呵。“交保人每赔底，知它怎生有？然那般，依着您的言语者。偷了钱物来的贼每根底不合放”②。
语气与风格
这两段话的语言风格十分相似。比如，其中的祈使句均用语气词“者”（又作“着”，宋元．通用）字来煞尾。所不同的是前者译自阿拉伯语经典，其中夹杂着阿拉伯语的语汇，如“克伊塔布”（经典）、“伊斯拉目”（伊斯兰教）等，后者却是蒙古语的直译休，其中出现了“么道”（“说着，这样说着”的意思，用于句末，略如古代汉语的“云”）这样的蒙古语词。如果详加分析前段经堂语的词汇，就可以发现除语气词“者”以外，还有好几个词都与元明语汇大有干系，如：
结末：结果。《刘知远诸宫调》十一“四方国柄我权握……有印后为安抚，无印后怎结末？”
一总：总共，所有的。《薛仁贵》一折：“当日三箭定了天山，杀退摩利支，都是我薛仁贵的功劳也。则不这件，一总过海平辽，有四十五件大功，都被张士贵赖了。”
根脚：基础、底子。又引申为出身。《朱子语类辑略》：“贾谊之学杂……然终是有纵横之习。缘他根脚只是从战国中来故也。”《元朝秘史》：“拾得个小儿，鼻上带一个金圈子……何颜会说：‘必是个好根脚人的儿子。’”
但是，有几种因素使我们不能够遽下断语，认定经堂语的形成年代在元末明初。一是语言的渐变性。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变化，但语言的发展变化却是渐进的，不可能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从元末明初至文献资料可以证明的经堂语形成年代约有不足200年的历史，要在这不足200年的历史中给语言划一个比较严格的分水线这是很困难的。其次，是汉语发展史中始终存在的文言与白话的对立。《三国演义》、《三遂平妖传》和《水浒传》的作者都与罗贯中有关，但其语言风格歧有不同。《水浒传》是明快流利的明初口语，而《三国演义》中却夹杂着大量的文言成分。二者所反映的口语成分比例不可同日而语。一般来说，这时的白话文作品更多保留了宋元白话的语言成分。经堂语是一种讲经语言，它的性质决定了它只能是道地的口语。因而，我们在论述经堂语直接发端于元代或明初口语，但也不能仅仅由此而排除它或者是在保留元明语言成分的后来的某种方言的基础上形成这一可能。
这样的论述并非毫无意义。以此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考虑语言的渐变性特点，还是口语文保留更多宋元语言成分的因素，经堂语的语言年代可以有约200年这样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这一结论对考察经堂教育的起源将不无裨益。如果我们有办法证明经堂教育起源于元或明初，进而推断经堂语的源头是元末明初口语，在经堂语的语言特征上，这是可以允许的。
事实分析
事实上，有很多迹象表明，胡登洲并不是经堂教育的创始者，而是经堂教育的承继者和集大成者。刘迎胜先生分析了元明回回语言文字学后认为：“从目前的资料分析，中国的穆斯林语言文字学兴起于元代，明代胡登洲的经堂教育应该是明初官办穆斯林语文教育的继承和发展。”③他用这样的图式来表示这种继承关系：唐代，波斯移民和中国摩尼教教徒中的中古伊朗语、波斯语教育一元代，“回回国子学”和“回回国子监”的回回语文教习一明代，“四夷馆”和“会同馆”中的“回回馆”的波斯语教明末胡登洲开始的经堂教育④。
除了文献资料外，我们可以从经堂语本身再提出两点证据，来支持回族经堂教育发源于元明穆斯林语言文字之学的推断。其一，是经堂语的“通语”或“准通语”性质。众所周知，汉语的基本特点是地异言殊。依照方言的内部特点可以将全国的汉语方言划分为官话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和闽方言属七大方言区。方言区之下又有次方言区，如官话方言又可划分为华北官话、西北官话、西南官话和江淮方言四个次方言区。虽然如此，各次方言区内部仍然存在着不小的分歧。回族居住大分散、小集中，遍布全国，其交际语言也与当地方言大略一致。经堂语言随回族的居住特点而存在于各个方言区内，但除了各方言区经堂语在语音上的差别以外，其词汇、语法结构具有明显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说明经堂语在回族经堂教育中具有某种“通语”或“准通语”的性质。 经堂语的创始人如果是胡登洲，我们很难设想这种相沿已久的经堂语只是由于他个人的努力提倡而通行全国，这是很难理解的。
仔细分析经堂语的译文风格，就会发现它与元明时期的译文风格十分相近。元明时期的翻译作品我们可以翻检其内容大都是译自元代蒙古语的公牍的《元代白话碑》碑文、元贯云石所作《新刊全相成斋孝经直解》以及明初洪武年间译成汉语的《元朝秘史》等语言材料来加以研究。如《孝经直解》：原文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复坐吾语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直解孔子说在先的圣人有至好的德、紧要的道理。你再坐地，我说与你身体、头发、皮肤，从父母生的，好生爱惜者，休教伤损者，么道。阿的是孝道的为头儿合行的勾当有。 再来看一下经堂语的语言：
“圣人每一位是本光阴至贵的，至有智慧的，禀性至好的。”
“归信好与歹的定夺一总是主的造化与板代的营干。”
“你们的每一位可亦喜这件事。”
“他吃他的死弟兄的肉，既然如此，你们僧恶他者。”
元明两代的政府机构中都设有从事包括回回语言文字学教习、研究的机构。元代有“回回国子学”和“回回国子监”；明代在“四夷馆”和“会同馆”中专设“回回馆”，流传至今的《回回馆译语》和《回回馆杂字》即其成果之一。考虑到回族经堂教育与元明官办穆斯林语文教学的继承关系，揆诸经堂语的语言实际，我们可以推断：中国回族经堂教育中使用的这种经堂语，其实发源于当时通用的翻译语言——无论是外种语言（如蒙古语）还是古代汉语经籍，在翻译成白话文时均采用的一种较统一的语体。回族的先民在译解阿拉伯语或波斯语的经典时，也概不例外地仿效、采用了这种口语文。这种翻译语言人所共用，具有“权威性”或“通用”的地位。因此才很容易为全国教胞所接受。当然，在其流行过程中，或许有胡氏的提倡之力。
词汇构成
语言的构成成分是语音、语法和词汇三要素，我们这里只选择其中最后的一项进行探讨，并非经堂语音的语言和语法没有研究的价值，而是因为：（一）关于经堂语的语音。正如上言，经堂语的语音是与全国各方言区的语音特点相一致的。一个北京牛街的阿訇和一个银川的阿訇讲同一部经典，前者使用道地的北京方言，而后者却操兰银官话的腔调。各地经堂教育中曾使用过一种叫叫“小儿经”（“消经”）的拼音文字，即用阿拉伯字母来拼写汉语，但这种拼音文字却按照各自的方音各自为政地拼写，未能象汉语拼音那样全国统一，正是这种南北音殊所造成的直接后果；而关于经堂语由大量借用阿拉伯语、波斯语词汇而吸收了阿拉伯语、波斯语语音这一特点，我们在下面的讨论中将有论述。（二）关于经学语的语法特点。这一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研究。一是经堂语由于借用阿拉伯语、波斯语词汇以及受阿拉伯语语法的影响，而形成的独特的语法现象，如“汉语动词十阿拉伯语/波斯语名词”的动宾结构（做乃麻子、做都瓦）、“汉语修饰语十阿拉伯语/波斯语被修饰语”的偏正结构（汉克伊他布）等。对于这一问题近人已多有涉及，故在此不再作更多的论述。其次是经堂语的语法还保留了元明白话的语法特点，如：
（l）“他命一个押，到在某一棵树的跟前……”（《尔》）25页）。
（2）“一日圣人过在一个坟茔里边，站在两个坟头上……”（《尔》41页）。
（3）“嗣后给衙埋台的日子有了，命令到在天堂的人上”（《尔））78页）。
（4）“牛羊驼雀鸦鸽白翎斑鸠等，从器皿上议了，不把水转的秽污……大小净皆使的”（《尔》41页）。
（1）（2）（3）例中“趋向动词/移动动词十‘在’字构成的处所补语”和例（a）“否定词十‘把’字结构十‘得’字补语”（“的”、“得”近代汉语通用），这都是显明的宋元明语言特点，对这种现象的研究，一定会给本文第一部分的结论提供佐证。由于语言材料不足的限制穆斯林日常用语译音，我们拟在以后专文讨论。
我们在此重点讨论经堂语的词汇构成。经堂语词汇的主要特点是汉语词汇中夹杂着数量不少的外来词。外来词的主要来源是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形成这一特点的因素主要是经堂语的宗教语言性质，另外，还有可能是回族先民所操母语（阿拉伯语或波斯语）词汇的底层遗留。比如：
阿拉伯语： 克若买特（奇迹）、阿黑惹特（后世）、古若阿尼（《古兰经》）、尼卡豪（婚礼）、格阿麦特（后世）、沙黑德（殉教者）、色瓦布（感谢）、而来麻伊（学者）。
波斯语：
阿布德斯（小净）、得斯塔日（缠头巾）、朵斯塔尼（教友）、朱子德（犹太教）、阿訇（教师）、杜什蛮（敌人）、阿斯麻尼（天空）、邦达（晨礼）。
这种阿拉伯语、波斯语借词有十分广泛的文化学研究角度。比如，可以用语言统计学的方法测算出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词汇的百分比，以此给回族族源、回族伊斯兰教的传播来源提出语言学上的证据。其次是可以通过词汇的分类研究，探讨隐于其后的文化、历史内涵。象借用波斯语的“阿斯麻尼”来表示“天”，这并不是平凡而随意的举措。汉文化中常用“天”来对译伊斯兰教的“真主”，唐杜环《经行记》：“其大食法者，不食猪、狗、驴、马等内，不拜国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祀天而已。”这一理解是不能够被伊斯兰教所接受的。明詹应鹏《群书汇辑释疑跋》：“其教专以事天为本，而无像。无像诚是也，第以为天则非也。盖所事者宰乎天地万物之主，惟古故无像也。若日天，天即有像矣。有像者，皆真主之所造，吾教事主之外，凡一切所造之物，俱不事焉。故日事主非事天也。”这一段话对“天”与“真主”的本质区别辨析甚明。为避兔混同，对汉语一般意义上的“天”也采取了摒弃的方法。
从纯语言学的角度昏，值得认真分析的是这种对阿拉伯语/波斯语词汇的借用方式。汉语借用外来词的方式一般有三种，（1）译音：把别的语言中的词连音带义一并接受过来，如：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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