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妨从一个有趣的生活现象入手：一个男生可以很自然地跟自己的同性朋友说，“你长这样小丽都能看上你，那你们是真爱了”，或者“小丽那么漂亮，是怎么看上你的”。但一个女性绝对不敢对自己的闺蜜说同样的话。
而这其实就是严肃女权理论的核心——女性建构论探讨的问题。所谓的女性建构论，指的是“女性”作为一个社会性别，女性对自我的认知是被社会与文化建构出来的，而这种认知也会影响到她们对社会认知的方方面面。
从我们开头的例子来讲，正是因为在长期的社会规训中，“不应该随意对他人的外貌发表评论”已然成为女性必须要遵守的社会准则之一。（当然，这是公开的，私下里怎么撕就是另一回事了）。至于说互联网上的撕逼，主要是因为互联网具有半匿名的特征，所以大家可以放开了说。但在面对面的情况下，我还真没见过有哪个女性说“你长这逼样，你男朋友怎么就看上你了”的——除非，这是已经彻底不打算跟对方做朋友了。
为什么男性可以毫无顾忌的说自己的朋友长得不好看呢？中国有个成语叫“郎才女貌”，也就是男性的才华与女性的美貌是匹配的，或者说女性的美貌是匹配男性才华的核心要素。如此一来，女性无论在对自我还是对其他女性的评判中，容貌往往会占据很大的比重。但随着女性在消费体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价值，这种评判标准也会从对同性的评价转移到对异性的评价之中，也就带来了“男色”消费的兴起以及流量男星的崛起。
再进一步来讲，女性之所以被强调不应当评价别人的外貌，是因为在传统父权制下男人守护女人，女性由于缺乏个人成长的空间，容貌是她们个人竞争力的最大来源，打压对方的容貌等于是对其竞争力的最大否定。而男性的相对优势在于，社会对男性的评价标准可以相对多元化，因此不必强调过度强调外貌的价值，甚至于朋友之间也可以直接说对方长得丑。
然而，尽管如此，但男性在对同性有较高宽容度的同时，在择偶时却又依然遵从被规训的规范，也就是大多数人还是会将容貌摆在第一顺位。对于一个男性来说，你跟他讲“你真有福气，娶了一个这么漂亮的老婆”，是远比“你小子挺厉害，找个了985博士做老婆”要受用的多的。
但在另一方面，“郎才女貌”的标准毕竟是在历史上被提出来的，这背后体现的也是男性对同性的评价标准，也就是所谓的“才”。这样，就会产生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即男性对男女的评价标准是不一样的——对于女性，男性可以采取“貌”的标准，以简单纯粹的“美”或者“丑”对其进行评价，而对于同性，男性就要在“貌”之外再加一个“才”的标准。这里所谓的“才”，可以宽泛的指演技、文艺创作能力乃至于运动技能、科研能力等等，但总之就是要能够拿出被行业内广泛认可的成绩。
如此一来，由于采取的是不同的评价标准，因此男性想要同性认同自己的所谓“美”，单有一张脸是不够的。或者说，想要一个男人承认另一个男人长得帅，其实并不难——但想要对其有比较高的评价是不可能的。好比说，如果肖战不是个演员，而是某个领域的科研人员，且真的有实打实被业内认可的科研成果，我当然可以说一句“肖战牛逼”。但作为一个演员，以如此拉胯的演技在这里还恬不知耻地玩流量营销，那想要让人认同“美”就别想了。
如果不认同这一点，其实完全可以找个男生，给他看一遍《红海行动》，然后问里面的黄景瑜帅不帅。然后在给他放一遍《王牌部队》（公平起见，记得先把肖战的戏份删掉），再问问黄景瑜帅不帅。我相信，对于同样一位演员，绝大多数男性都会因为他在不同作品里的不同表现，而给出截然相反的评价。
而丁真在男性群体这里的遇冷，也是同样的原因。如果丁真是个普通的大学生，毕业后选择回家乡工作，然后因为颜值走红，那么绝大多数人并不会对其说三道四。但现实中的丁真，是个九年义务教育都没完成的人，却得到了顶流都没有的官媒力捧的待遇。这种美，男性是不认的。
至于女性为何能认同同性的美，原因其实再简单不过，因为女性的审美本身就是社会建构的一部分，女性也在成长中被规训了不应对他人的外貌发表评论。换言之，如果我们把社会审美看做是一种父权体系下的规训话语，那么女性在没有掌握话语权的前提下，是不具备独立的审美意识的。而最能体现这种思维的，恰恰是这句话：大多数女性能够很轻易地认可其美貌，哪怕是自己觉得不是足够美的也会选择“我get不到”。
为什么一个女性在感受另一个女性美貌的时候，并不会下意识地说“这女的不好看”，而是会说“get不到”呢？原因恰恰在于，女性做出这种思维的逻辑是：既然那么多男性都喜欢她，那一定是因为她漂亮吧？虽然我也不知道她是不是漂亮，可如果她不漂亮，怎么会招男性喜欢呢？
而在现实中，更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虽然女性会在父权制话语下缺失独立的审美意识，但却又在消费社会中无处不在地投射着自己的审美偏好——也就是对男色的消费。她们往往不会直接评价同性的美丑，但却可以以消费者的身份，去评价男性的美丑，甚至于会将自己对美的偏好进行合理化。
这是一个荒诞却又值得玩味的翻转——父权制社会构建了女性的审美体系，但消费主义却又将这种审美体系反作用到建构这一体系的父权制之上，最终造就的结果是，女性反过来开始对男性的外貌指指点点。可是，这真的是女权的胜利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归根结底，女性所评价的并不是男性，而是作为商品与消费符号的男性容貌。那些真正掌握资源的人，很少会受到女性的外貌评判，甚至于女性还需要通过修整自己的外貌，来适应他们的审美。
这其中最简单而又直接的例子，是女性的高跟鞋、晚礼服这些东西。我想即便是男生也应该知道，高跟鞋穿起来并不舒服，而且走路也很困难。现实中，不管有些女性对高跟鞋吹得有多么的狠，但真要是回到家里，也没几个人愿意穿着“美”的高跟鞋在房间里走，都是恨不得一进门就换成拖鞋。你看那些美女明星，平时出门也大都是运动装、休闲装配平底鞋，这说明大家都知道高跟鞋不舒服。可高跟鞋既然都不舒服了，为什么还要穿呢？因为高跟鞋“显身材”。既然高跟鞋显身材，那为什么男性不穿呢？（当然，没必要说历史上高跟鞋就是男性穿的，哪个是几百年前的事了，至少在当下的审美体系里，高跟鞋默认就是跟女性画等号的）
对比一下男女服装的差异，很显然，在正式的社交场合，男性的着装，如西装、中山装等，虽然也相对“板正“，但穿起来也还不算难受。我自己也参加过一些时尚杂志的晚宴、晚会活动，这里面最有意思的地方，也在于即便是在12月、1月，女性也往往要传裙装出席，而男性则可以穿西装。结果就是，女星拍完照立刻就得去找经纪人要羽绒服暖和暖和，而男性则可以相对从容地进场。如果女性真觉得自己掌握了审美的标准，为什么不试着在这种晚宴场合穿棉鞋和羽绒服出席呢？她们是不知道在外面挨冻很难受吗？难道穿羽绒服就不可以好看吗？
她们知道，但她们改变不了这个审美体系，反而会不停地告诉自己以及网上的“集美“，这样是美的，这样是优雅的。甚至于，还有些老年人也会热衷于穿高跟鞋、晚礼服来亮相于各种活动，某些人还会在哪里捧“优雅是一辈子的事“。与此同时男人守护女人，她们还将这样的标准投射于自己的消费品身上，并认为自己通过消费“消费符号“ 而真正掌握了审美权——然而她们不知道的是，这种观念也恰恰是父权制下权力与资本媾和而产生的怪胎。
如果你明白了这一点，也自然会明白鲁迅这句话究竟深刻在哪里：
在现在的社会里，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作傀儡，男人也常作女人的傀儡，这决不是几个女人取得经济权所能救的。
当代媒介总是热衷于鼓吹“女性独立”，甚至于将女性在消费领域的消费力视作女性独立意识的展现。然而，鲁迅早就说过，在现代社会里，男人也常常成为女性的傀儡——这其中最典型的代表，自然是作为消费符号的男色。由此而言，如果我们把消费中的这种审美投射视作是另一种形式的剥削的话，那么男色消费的兴起非但不代表女性独立，恰恰代表着女性将其受到的压力，以另一种形式转嫁给了男性群体。
所以，归根结底，真正的女权主义者所希望的是，是改变父权制下的性别压迫，让女性能够拥有独立的性别意识，能够为自己发声，而不是虚假的仅仅通过消费来展现所谓的独立。更进一步来讲，如果一个女性自认为自己真的拥有独立的审美意识，那么她应当是无论对同性还是异性，既能够有美丑的评判，但也能够有超脱美丑之外的评判。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女性的解放与人的解放是一体两面的关系，这其中的核心在于改变性别与权力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因为从根源上讲，父权制所建立的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所压迫的不仅是女性，同样也有众多的男性——这就是为什么女性觉得自己不好找工作，但男性也同样觉得工作生活压力大的原因。只要脑子清楚的人都知道，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源，肯定不是男女对撕，而是改变整个体系。
最后，对于男性所认同的美到底是什么样的，不妨让曾经的“奶油小生“唐国强来发一下言。当年的唐国强，因为出演了《孔雀公主》，以其中粉嫩的扮相而为当时的人称为“奶油小生”。尽管当年的唐国强演技还是合格的，但依然因为这种角色而为评论界所批评。直到后来唐国强饰演《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的时候，因为其出色的演技和对诸葛亮这一形象的诠释，才慢慢扭转了口碑。然而，尽管历史上的诸葛亮是绝对的美男，唐国强饰演的诸葛亮也称得上是英姿勃发，可男性观众对唐国强的认可却也从来不是因为那张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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