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津市某小学老师李立看来，校园欺凌很多时候都是从小事情开始的，比如让其他人把座位让出来、向低年级学生要零食等。作为老师，可能会因为不涉及自己班学生而不管，也有可能因为被欺负的一方没有告诉老师而不管，或者觉得不是什么大事而放任，从而导致不良行为逐渐升级为校园欺凌，甚至发生严重的暴力行为。
不过也有些老师表示，“有苦说不出”。
河南省许昌市某高中老师李华说：“为了防治校园欺凌，学校采取‘时刻紧盯’的人防措施，班主任天天跟学生捆绑在一起，晚上就寝时间段则是班主任和宿管分别值班，基本就是无缝衔接。但由于一些施暴都是秘密进行的，除非被欺负的学生主动报告，否则还是存在发现难的问题。”
而现实中，有不少被欺凌者选择忍气吞声。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少年法治教育研究”课题组2020年至2022年针对3108名未成年学生的调研显示，面对这些校园欺凌，20.3%的学生要再次发生同样的事才会向老师、校领导或家长报告，还有1.9%的学生从不报告。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青少年犯罪与少年司法研究中心主任皮艺军分析，校园欺凌的受害者往往不知道如何求助，一些孩子被欺负后不敢吭声、反抗，一是害怕欺凌者实行报复，二是不想惊动家长，把事情闹大，可越这样越容易被欺负。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校园暴力与欺凌-全球现状报告》指出，许多校园暴力与欺凌的受害者不会把他们的经历告诉任何人，其理由包括不信任包含老师在内的成年人、害怕产生不良影响或遭报复、负罪感、耻辱感或困惑、担心不会被认真对待或者不知道去哪里寻求帮助等。
“我们也注意到，在一些校园欺凌行为发生后，有的旁观者或当事人没有选择向学校、老师报告，而是直接上传网络。究其原因，可能是学生并不认为老师是可信赖的，或者被威胁不准向老师报告。”江苏省南京市某高中老师徐婷说，在一些学校，老师关注更多的是学生心理问题，校园欺凌并不是重点关注范围，也有老师不知道怎么界定校园欺凌。
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未成年人学校保护研究中心副主任任海涛长期关注这一问题，他发现大部分学校缺乏关于校园欺凌的教育，学生不知道什么是校园欺凌，也不知道欺凌发生后去找谁，学校多在欺凌行为发生后才介入。
“有效发现校园欺凌需要通过以下途径：第一，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公开校园欺凌的举报电话；第二，学校建立相应的举报机制；第三，家长注意观察孩子是否存在厌学、学习成绩突然变差，身上有不明伤害、财产损失等特殊情况，这些情况的出现，有可能发生了校园欺凌；公众要正确认识校园欺凌。”任海涛说。
但通道似乎并不完全通畅。任海涛曾调研了很多学校举报电话的设置情况，结果不容乐观。
“根据《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的相关要求，学校应公布学生救助或校园欺凌举报的联系方式并明确负责人；要及时发现、调查处置校园欺凌事件。但现状是，并非所有老师都接受了相应培训，即使在一些一线优质学校中，老师对保护学生避免校园欺凌的责任观念也不强。”任海涛说。
西北政法大学教授彭涛也注意到，不少学校没有设置学生救助或校园欺凌的举报电话机制，“建立人防、物防、技防机制需要经费支持，有关部门需投入资金，单靠学校很难做到”。
无法有效应对
出事急于掩盖
如果被欺凌者主动报告了、求助了，效果又如何？多位受访者称，如果校方处理不当，收效甚微。
来自河北省的周芳遭受校园欺凌后，一开始尝试向老师求助，但因为欺凌大多没有实质性暴力行为，学校给的处罚也“轻飘飘”。老师找那些同学谈话后校园暴力打女生视频，欺凌者反而变本加厉。
同样，在湖北省武汉市读大学的李毅回忆说，自己从小学二年级开始遭受校园欺凌，直到五年级被欺负得实在受不了，才说了出来，但老师只是采取了给欺凌者增加作业这类不痛不痒的惩罚，“根本没有任何作用”。
之前的一项校园欺凌调研显示，当班里有校园欺凌事件发生时，大多数老师表示会去制止，也有70.3%的老师坦言无法有效应对。
广东省某中学老师汪希对此深有体会。她注意到，学校对于校园欺凌的重视度不够，老师们对于此类现象有点避而不谈，且缺乏相关培训，老师们不能第一时间发现此类现象，即使发现了，也没有很好的办法去调和处理。
任海涛曾接触过这样的案例：家长向老师反映，有同学把石子塞到自己孩子嘴里，“不管这属不属于校园欺凌，至少是学生之间的矛盾纠纷，老师应该第一时间调查清楚，比如调查受害人、行为人、旁观者，调查后要及时反馈给家长，并且进行处理。但老师不作为，家长也不敢继续追究，害怕孩子在学校受到不公平待遇或被排挤”。
“一些学校的老师、校领导对校园欺凌并不重视，出了事又急于掩盖。这也是为什么校园欺凌难以被发现校园暴力打女生视频，因为学生举报了、家长反馈了，有的老师并不管。”任海涛说，甚至在某些地方，学校明明已经发现有校园欺凌现象，却还要掩盖。
“一旦有关部门开始治理校园欺凌问题，有的学校便大张旗鼓请专家做讲座、做宣传，等‘风头’过去就恢复原状。”这是任海涛发现的典型“运动式治理”模式。
“纯属纸上谈兵。校园欺凌没有被发现时，都认为自己学校没有问题。”任海涛在调研时还注意到了这样的情况，“不少校长拍着胸脯说自己学校绝对没有校园欺凌问题，但我们暗访发现，存在疑似校园欺凌事件。”
在任海涛看来，也正因为如此，一些学生发生校园欺凌后宁愿选择网络曝光，“我在调研中的确遇到过这种情况，有的地方政府或学校接到校园欺凌的报告，不希望事情扩大，但又处理不好。最后受害人选择网络曝光，这样在全社会形成舆论压力，促进事件解决，比如最近那起‘山西襄垣三中欺凌事件’中，校长、副校长被停职、免职”。
（记者 赵丽 实习生 刘姣姣 文中受访者除专家外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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