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流亡在俄罗斯避难的前美国国安局承包商雇员斯诺登又有了新想法。在公布了新一批国安局内部文件后,斯诺登透过其律师表示他的最终目标是回到美国本土,前提是美国政府保证他能得到“公正的对待”。这并非斯诺登首次表达返回家乡的意愿,但种种迹象表明,斯诺登确实认为返回美国的时机正在成熟,俄罗斯也绝非久留之地。
斯诺登的新想法首先来源于俄罗斯日益严峻的安全局势。乌克兰危机发生后,俄罗斯经济遭受重创,生活消费品价格飞涨,社会治安也每况愈下。本月初,俄罗斯前副总理涅姆佐夫在克林姆林宫外一墙之隔被枪手乱枪打死,至今仍成为一桩悬案。由于食品进口限制和卢布贬值,俄罗斯普通民众用于购买食物的支出已占到收入的一半,经济崩溃随时可能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斯诺登不得不考虑其自身安危和未来出路。
身为一个美国人,他同样可能成为俄罗斯民族极端分子的目标,而俄罗斯政府在严峻的经济局势下也难以再养得起他这样一个“外来闲人”。斯诺登虽然是一个勇敢的人,但也顾及生死,从他流亡的全过程可见一斑。即便无法直接返回美国,斯诺登也希望能到更加安全的瑞士或北欧国家落脚。
其次,斯诺登发现美国国内舆论正在向对他有利的方向转变。一方面,美国部分主流社会开始认同斯诺登的做法及其理念。在刚刚结束的奥斯卡评奖中,以斯诺登事件为主题的《第四公民》得到最佳纪录片奖。纪录片导演柏翠丝本人也是“棱镜门”事件的核心人物,之前,她还获得了代表美国新闻界最高奖项的普利策奖。这些奖项代表着美国的左翼“公共知识分子”已经赞同斯诺登的勇敢做法,即便他泄露了美国国家机密和流亡海外逃避司法调查。3月初,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在公开场合也称赞了斯诺登,称其让美国民众认识到了隐私的重要性,这是美国企业界首次有人为斯诺登撑腰。
另一方面斯诺登 现女友,美国政府也有意淡化事件的影响,不再深究斯诺登的个人责任。上月,奥巴马在美国企业界领袖参加的“网络峰会”上特别提及隐私权保护的重要性。美国政府当前的焦点已经不再是如何惩罚这个“叛国者”以儆效尤,而是如何说服企业更密切地与政府合作,改善美国网络安全的整体形势。
从上述两个方面看,无论主观意愿还是客观条件,斯诺登已经等到了返回美国的“战略机遇期”,但是,这并不能保证斯诺登返回美国后会得到“宽大处理”,且这个对斯诺登有利的时机可能稍纵即逝。
第一,从美国法律和以往判例看,斯诺登很难逃脱牢狱之灾,甚至可能受到重判。根据美国法律,斯诺登已经触及了“间谍罪”和“非法获取电子文档”两项重罪,其最高刑罚都可上升至终身监禁。2013年,与斯诺登案情类似的维基揭秘事件涉案人曼宁被判监禁35年,并已经开始服刑,这已经大大低于检方要求的60年刑期。斯诺登叛逃及在海外“敌对国家”逗留的情况可能会加重其刑罚。历史上像斯诺登这样为了“公益”泄露美国国家机密的“泄密者”在美国并不鲜见,他们虽然在道德上得到了较高评价,但很少有人能够全身而退。即便是斯诺登得到公正的司法审判,其结果也不会对他有太大帮助。
第二,舆论支持和民意很难对审判产生影响。美国司法历史上确实有不少舆论影响司法程序的案例,例如辛普森杀妻案。但此类案件通常需同时具备两大条件:一是警方和检方在刑侦调查过程中犯有严重失误,导致程序不合法或证据有严重瑕疵；二是事件涉及种族歧视、同性恋歧视等敏感的政治话题,如判决不公将引发社会严重对立甚至暴力冲突。斯诺登案件则不符合上述任何一个条件。斯诺登自身曾经为美国保密部门工作的经历和非法持有和散布美国机密文件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清晰的证据链条,司法部门几乎不可能在取证过程中遇到任何困难。再者,斯诺登身为一个白人、高级知识分子和曾经的高收入技术人才,又有一个舞女女友,几乎不可能得到任何美国弱势群体的同情和支持。在这个角度上,他甚至还不如要求变性、有同性恋倾向的曼宁。
第三,斯诺登获得宽大处理的唯一可能是得到总统特赦。从上述分析看,如果经由正常的司法审判渠道,斯诺登几乎不可能得到他希望的自由生活。斯诺登只有两个机会能够获得比司法审判更优厚的条件。其中之一是与美国司法机构达成“庭外和解”,这意味着斯诺登需要签署“认罪协议”,并用手中的筹码与美国司法部门换取更好的待遇。然而,斯诺登进行“庭外和解”的最佳时机是他刚刚出逃香港时,彼时他手中还有大量未公开的美机密文件,美国司法机构也急切期望他能够“承认错误”。但如今情况已经有很大变化,美国司法机构将有更大耐心和决心让他受到法律制裁。
另一个机会是在司法审判后得到美国总统的特赦,这在美国历史上有过先例,操作过程也比其他渠道更为便利。但是,斯诺登赢得总统特赦的时间窗口已经很小。现任总统奥巴马是唯一可能给斯诺登特赦的美国总统斯诺登 现女友,而奥巴马的任期只剩不到两年。斯诺登必须在两年内返回美国、完成所有的司法审判程序并得到最终判决,才能具备被总统特赦的条件。相比斯诺登,曼宁得到总统特赦的可能性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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