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留大量古汉语成分
在标准粤语/粤语广州话中保留有许多古老发音，粤语保留有较多古词、古义，措辞古雅，且粤语的许多词语，包括语气助词，都可以直接在古汉语典籍中找到来源。在汉语北方话中，这些古词已被废弃不用或很少用。粤语中保留有修饰成分后置及倒装等语法项目[7][10]。而且现代粤语仍然有较高使用在上古汉语中占主导地位的单音词的倾向。一些被粤语使用者视为通俗的字辞可在古籍中找到来源。偏于一隅的广东一直极少战乱，基本没受到北方游牧少数民族的影响，所以一直保留着汉唐时期的语言、文化[9]。中国历史上第一本官方的权威发音韵律书《广韵》（全称《大宋重修广韵》），里面标注的文字发音与现今的粤语高度吻合[9]。
第一及第二人称用“我”、“你”，与官话相同。第三人称不用“他”，而是“渠”（俗写“佢”；东汉《孔雀东南飞》：“虽与府吏要，渠会永无缘”），跟吴语一样。复数人称不用“们”，而是端系的[taʔ]或[ti]（现代粤语写作“哋”，本字为“等”，见圣公会的公祷书）。粤语用“系”而不用“是”来代表正面答复，“系”是明清两代常用字。这些字眼在主流官话中逐渐淘汰，但仍偶现于书面语，例如李俨《中算史论丛》第一册（1955年版本，第210页）提及18世纪数学家Issac 时，就写为“渠系荷兰炮队副队长”。
在文言文和现代粤语中，“卒之、畀”都等同“终于、给予”的意义。古代常用的“文钱”，粤语也保存了“文”的用法（但常用通假字“蚊”）。“寻日”（昨日）的“寻”可追溯至东晋陶渊明的《归去来辞》“寻程氏妹丧于武昌”中的“寻”，解作“不久前”。“几多”（多少）、“几时”（何时）则可追溯至李煜的《虞美人》“问君能有几多愁”及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等。
有些现代粤语虽可溯古，但古今用法有异。上表中《尚书》“惟天阴骘下民”一句的阴骘，本指默默保护，后来则演化为功德之意。道教的《文昌帝君阴骘文》，就是说文昌帝君训示人们要“广行阴骘”。之后阴骘又衍生出阴功与阴德两个同义词。明人方汝浩于《东度记》当中，就将这3个词语交替使用，然而民间相学又出现所谓“阴骘纹”，并且称凡有此纹者，必然坏事做尽。前述3个同义词，也出现了歧义，其中阴德仍然是指功德，但是阴骘一词则改变成为贬义。《红楼梦》第73回写到“救人急难，最是阴骘事”，指的本是好事，但是现今粤语所谓的“阴骘事”改变成为缺德事的意思。至于阴功一词，就像普通话中“好容易才……”与“好不容易才……”是同义一样，现代粤语之中儋州话日常用语，无论说“真系阴功”抑或“真系无阴功”，都是凄惨、可惜之意。
遗留有古南越语成分
古代南迁到岭南地区的中原人与南越族原住民长期杂居，彼此间语言、文化、习俗等各方面相互渗透。现代粤语中仍含有南越语成分，表现在词汇方面，语法上也有一些遗存。现代粤语跟现代壮语在日常用语上接近或相同的常用词有不少。这些词到底是古汉语的来源儋州话日常用语，还是古越语词汇遗存，又或者根本就是其他少数民族的语言借入了古汉语的这些固有用词而导致人们认为粤语中的这些词汇是古百越语的来源，已无从考证。目前粤语的这些在古汉语文献中没有被记载过的词汇约有20%，比重不大但使用频率较高。
吸收外来词
粤语外来词主要来自英语。广州从清朝起已出现外来语，而到香港殖民地史时期，香港粤语（港式粤语）中吸收外来词特别多，影响着广东境内粤语区。这些外来词很多普通话没有吸收，如“士多”（store，siː22 tɔ55），即“小卖部”；有的是吸收了但译法不同，如“沙拉”在粤语中是“沙律”（saa1 loet6）；不少外国人名在粤语中的译法亦与汉语北方话存在很大差别，如第43任美国总统 Bush在普通话中翻译成“布什”，中华民国语文译作“布希”，香港粤语则翻译成圆唇的“布殊”（bou4 syu1）。这些译名常需用当地语言发音才与原音接近。
相较而言，对辅音尾的音译，普通话常后加元音译出，因为没有相应韵尾，而粤语则不时将尾辅音丛合并，如lift（升降机）有时写作粤语字“䢂”（“车+立”：左车右立，读作lip），将-ft简化为-p。
1980年代开始，不少粤语外来词随着香港、珠三角等粤语区与内地交流更加频繁渐渐进入了普通话，例如“巴士”（bus）、“贴士”（tips）、“蛇gwe1”（Scare：惊吓、恐惧，se4 gwe1）等等。有时，这些词被普通话吸收的时候发生失真，如粤语“搭的”（乘搭的士的简称）被普通话当作“打的”吸收。其原因之一是普通话中不存在相应音节，如“搞掂”（gaau2 dim3）变成“搞定”即因普通话无-m，而音节*tin *din不存在（历史音变中排除，且后无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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