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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北方人初来上海时，多少是带着些偏见的。偏见的来源嘛，一是坊间传言。听说上海人眼高于顶，看外地人都是“乡毋宁”（乡下人）。不是有个经典的笑话么。北京人在上海街头打的，的士司机问“你哪里来的呀？”“北京”“诶呦那你可要好好看看我们这个大城市的呀”。
另外一点，则源于对上海话的反感。在电视机和地方台还占尽话语权的年代，大众的视野里充斥着相声小品和以普通话为主的影视剧，不少人对上海话的初印象始于周立波的清口和多少矮化了沪语的“赤佬”“小瘪三”一类的街骂，文艺作品又热衷于刻画上海男人“斤斤计较”女人“尖酸刻薄”的形象。
很长一段时间里，上海话之所以给人留下比较负面的刻板印象也和语音有关。以北京话为基础的普通话讲究字正腔圆，平直廓落，听久了再来听吴地方言，听觉习惯自然受到挑战。
因此，北方人听沪语，只听到一腔曲里拐弯的音节在喉咙里拗折冲撞，好像走惯了一望无际平原的人突然闯进迷宫般的弄堂，真会有迷失之感。
因为这些偏见，身边不少人在上海多年，却始终处于沪语隔离状态，只能开玩笑似地学上一两句洋泾浜“侬饭切过了伐”“侬脑子瓦特了”，实在可惜。
上海话的血统极其复杂，这座城市走过的历史仿佛都刻在了方言的音节字眼里，其实非常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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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上海的发展与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上海开埠通商有关。在此之前，其声望远远不及相邻的东南诸郡。如今的上海人，三分之二是随着开埠初期的移民浪潮涌入上海的老宁波后代。在那个交通不便的年代，宁波人在家门口登船，走水路北上，一天一夜一睁眼就到了上海的十六铺码头，去杭州反倒要赶上好几天的陆路。所以素有宁波是上海的娘家这种说法。上海话和宁波话的“亲缘关系”体现在用词上，最典型的就是上海话中第一人称的“阿拉”即来自于宁波话，另有许多日用词汇如“碗盏”
（碗碟）“窗门”（门窗） “出洋相”（出丑）等等也几乎都是同音同意。
但地处吴语区中心的沪语在口气腔调上又和宁波话有明显不同。吴语区有一句广为流传的民谚：宁与苏州人吵架，不与宁波人说话。说的就是宁波话的“石骨铁硬”与苏州话的软糯。宁波话单个音节发音时长短，给人短促顿挫的硬朗感，而苏州话刚好相反，不仅音节间有种拖长的黏连感，喜欢加语气助（么，哉，涅，呀），还有许多以多音节表意的情况，比如白相（玩），屋里厢（家里），苏州诶屋（苏州话）面孔（脸）……整体就给人以韵调绵长起伏舒缓的温柔质感。
《红玫瑰与白玫瑰》的故事背景也设定在上海
上海在地理上更靠近苏州，方言腔调上也自然受到苏州话影响，另有一些吴语区的通用语如侬，伊，勿，弗，辰光（时候），哪能（怎么）等等，带着古文的雅致韵味，也在上海话中得以保留，并且活跃至今。粗略统计了一下，《爱情神话》里出现最多的词汇，除去人称代词，就是与苏州话同音的“白相”
。挚友老乌吐槽老白“我看侬脑子被两额女人白相瓦特了”，翻译成普通话就变成“我看你脑子被那两个女人玩儿坏了”。两相对比之下，“罗里吧嗦”、黏黏糊糊的上海话连嗔怪都自带一种亲昵。上面提到的一些表述如嘎灵啊，蛮栽额，一滴滴（少许），哈想八想（乱想），触霉头（倒霉）乌里麻里（乱七八糟），以上海话的腔调念出来，就平添几分带市井气的鲜活。
有人说，吴语区的软硬雅俗在沪语中融为一体，呈现出一种调和过的嗲杭州话日常用语大全，也有人以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比较苏州话和上海话，认为上海话更显洋气新潮一些，苏州话则更雅致一些。
作为国际贸易之都，沪语也是最早和英语国家的语言文化发生碰撞杭州话日常用语大全，产生“化学反应”的方言，今天普通话里许多对外来事物的命名，其实都始自沪语，咖啡、沙发，色拉，这一类大家耳熟能详的不用多说，另外还有：
瘪三（，无赖）
拷贝（copy）
吃瘪（cheap，指吃亏，无能为力了）
弄堂（lane）
啤酒（beer）
白脱（，奶油）
马赛克（）
霓虹灯（neon light）
苏打水（soda water）
……
这样的洋泾浜英语还有许多，都是随着上海与西方的接触交融同步诞生，而后经由沪语音译才得到推广使用的。所以，考察上海话的词汇变迁，几乎能得到一部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史。如果说方言中也有语言活化石排名，敢混敢嗲的上海话一定名列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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