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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正在被女性所“占领”。北上广深在内的15个特大城市，均不约而同地出现一个“共性”：女多男少。
“知道”（）跟你谈谈，为何女性更倾向于来到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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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 photo / 图）
总算有部女性国产剧让观众觉得真实了。
近期，电视剧《我在他乡挺好的》成了暑期档的“黑马”，在豆瓣收获了8.3的高分。这部剧讲述了四个女孩的“北漂”经历，其实，不只这部剧，大多数都市剧聚焦的都是那些来到大城市的女性，为何女性更倾向于来到大城市？
女多男少的大城市
在近些年热播的国产都市剧中，从来不缺小镇女孩来到大城市的故事。比如《欢乐颂》中的樊胜美，《三十而已》中的王漫妮等。她们大多具有高学历，从事着一份专业性较强且收入尚可的工作，有几个亲密的朋友，既独立自主，又渴望爱情。这样的人物绝不仅仅只出现在国产剧中，它可以说是世界上所有大城市女性的缩影。
1998年的《欲望都市》可谓是都市女性的“圣经”，这部讲述四个纽约的单身女性的电视剧不仅开启了“女性群像”的模式，更是让人们看到了都市女性的生活可以有多丰富多彩。而对于中国观众，对于都市女性的最早印象或许是来自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日剧和港剧，比如《东京爱情故事》中对爱情自信主动的赤名莉香，以及《刑事侦缉档案》《陀枪师姐》中专业冷静的女法医、女律师。从这些电视剧中，人们知道了原来女性的生活不止只有结婚生子，大城市给予了她们更多的可能性。
从某种程度上，这些影视剧反映的就是现实：大城市正在被女性所“占领”。北上广深在内的15个特大城市，均不约而同地出现一个“共性”：女多男少。比如，在深圳，2017年的户籍迁入人口中，女性人数为19.44 万人，较男性多约3万人。在户籍人口数量上香港女性自杀率，女性也比男性多1万人左右。之所以女性更容易留在大城市，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她们受教育的程度较高。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统计监测报告显示，2019年高等教育在校生中女研究生人数为144.8万人，占全部研究生的比重达到50.6%。而且，大城市中第三产业占比高，女性更容易找到工作，比如在传媒、教育等行业，绝大多数的从业者是女性。浙江传媒研究院和浙报集团曾对当地媒体的员工比例做了调查，结果显示：媒体部门的女记者编辑和男记者编辑比例的平均数约为5：3，而有些部门的女男比例甚至超过了4:1。
不过，想要来到大城市并不是只有中产女性，它还包括大量农村底层女性，她们大多从事餐饮、照护等服务业。虽然这些岗位的收入相对较低，但来到大城市后，农村女性的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一个最直观的数据就是自杀率。2014年，《经济学人》引用一份香港大学自杀与预防中心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自杀率在过去十年间下降约一半，其中最大的转变在于35岁以下的农村女性自杀率减少了90%。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农村女性，城市化可能救了你的命。”
（IC photo / 图）
漂泊的另一面
是自由与阴影
即使大多数影视剧都会展现女性在大城市生活的艰辛，比如一个人搬家、看病，加班到凌晨等。媒体更是给这些人冠以“北漂”、“上漂”等称号。或许在传统的观念中，“漂”是一个带有负面色彩的词语，它意味着不确定性和动荡。
实际上，“漂”的另一面即是自由。只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在社会主流的价值排序上，稳定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个人自由则是被忽视甚至是贬低的。而这点也恰恰是大城市对于女性最有吸引力之处。在这里，她可以只被看作是一个员工，而不是一个“女性”。虽然人们总在抱怨社畜的辛苦，然而在很多地方，女性是没有当社畜的资格的。在小城镇中香港女性自杀率，即便生活优渥，女性最大的价值依旧是家庭，她只是作为一个情欲和生育的工具而存在着的。
在家乡，女性只能过一种生活；而大城市，尽管生活也充满着各种不堪，女性可以选择的道路却很多。其中最明显的一点或是婚姻，在大城市，终生不婚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在小城镇是很难想象的。在当代，大城市和小城镇在物质上的差距在不断缩小，人们在小城镇也可以点外卖，吃日料西餐，买国际名牌。但是，两者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上的鸿沟依然很大。
在大多数小镇，依旧是人情社会，你的一举一动都会被众人议论。在电影《布鲁克林》中，从爱尔兰小镇来到美国布鲁克林的女主也曾在家乡的温情和大城市的漂泊间挣扎过，但当她意识到自己无法再忍受家乡人的流言蜚语时，她义无反顾地回到了布鲁克林。正如电影所改编的科尔姆·托宾同名小说中所言：“真正心碎的经历，是你怀着思乡心切的情感回到故乡，却感觉到格格不入时，不是家乡变了，而是你自己变了”。
另一个很明显的差距则是在性别观念上，大城市中大多数女性都会认同婚后家务应该由夫妻双方平分，在城镇农村，则理所当然的认为婚后家务就是应该由女性来承担的。而当人们来到大城市后，生活方式也会随之发生变化。《男性妥协：中国的城乡迁移、家庭和性别》一书中就列举了这样的现象：当外来的务工者来到城市后，男性会在夫妻分工中相较于传统做出让步，更多的承担家务。
此外，与男性相比，女性对于家乡的眷恋和包袱要更小。伍尔夫曾说过：“作为女人，我没有国家；作为女人，我的国家就是全世界”。这是因为在传统的社会中，家庭的资源都是向男性倾斜的，如果生了儿子，父母默认为应该给儿子买房；但如果是女儿，则没有这个义务。所以，男性毕业后，会更倾向于回到家乡，父母一般会为之配置好车房，他们可以过上很舒适的生活。但在很多时候，“特权”也是束缚，正是由于没有家庭资源的支持，使得女性反而更加敢于走出去。因为她们知道她们必须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
不得不承认，当人们提到生活在大城市的女性时，会自动代入的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女性，她们可以依靠工作或家庭的支持在大城市买房定居。而那些相对底层的女性，她们来到这里从事保姆、服务员等工作，有人收入能够达到几万，远超普通白领，也可以获得精神上和时间上的自由，但不要忽视了她们大多数人都没有社保，孩子也不能在大城市上学。这可能是大城市光鲜亮丽背后被掩盖住的阴影，即便是这样一个自由、开放、包容的地方也依旧无法逃脱阶层的差异。这也意味着大城市虽然很好，但却不够，需要改进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如何给务工女性提供劳动保障，给她们的子女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等。
哪怕人们会抱怨大城市的物价高、交通拥堵、工作时间长等种种问题，很多人还是选择留下来。其实，不仅是女性，大城市是所有怀抱不同可能性的人的乌托邦。人们之所以向往大城市，或许还是她们想过更为鲜活和丰富的生活，至于如何活下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生存之道。就像纪录片《假装我们在城市》中老纽约客弗兰·勒博维茨所吐槽的那样“没人受得了纽约的物价，但八百万人还在这儿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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